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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四老经济压力不敢算孝养焦灼子女一肩扛

发布时间:2019-07-22 08:27:26 编辑:笔名

家有四老经济压力不敢算 孝养焦灼子女一肩扛不动

漫画/高岳

“儿行千里母担忧。”区区7个字道尽天下父母心。怎样报答父母哺育之恩?古语说,百善孝为先。

在以“孝”为名片的湖北省孝感市,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流传至今,用今天的语境来解读这些旧时的传说,简而言之,即赡养老人。

孝感市的孩子们,从小就在这样一种“孝”的文化中成长,知孝、行孝。家庭里、社会上,帮父母、为老人,不是一种形式,而成为自觉行为。

只是,当这些身为独生子女的孩子长大成人、远走他乡时,是否还有这份心、有这份力继续行孝?身在孝之乡的父母,是否还能享受这份孝道?

这不是孝感一地所面临的问题。当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当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出现,当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远赴他乡谋生计,养老问题似乎成为亲情和现实的矛盾复合体。

家有四老不敢算的经济压力

从一个焦虑到下一个焦虑,这是陈薇目前的精神状态。父亲的病痛,让陈薇的两口之家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

刚过而立之年的陈薇,在北京一所高校工作,收入不丰但也过得去。尤其是身为IT工程师的丈夫,靠多年的打拼赢得了公司给予的一套住房奖励。没有住房的压力,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甚是惬意。

考虑到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在老家难免寂寞,陈薇夫妇轮流将各自父母接到北京居住。2012年,陈薇的父母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没过几天,就遇到了“麻烦”——陈薇的父亲突然觉得胃疼难忍,到医院一检查,竟是胃癌。

陈薇说,“父亲是个心思重的人,如果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精神肯定会垮掉。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告诉他只是一般的胃病,但需要做个小手术”。

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化疗成了一个大问题。如何继续这个骗局?陈薇选择了用进口药物化疗,“药瓶上的外文,父亲肯定看不懂。”

在善意骗局中,老陈的身体见好,只是苦了陈薇两口子。“前前后后花了50多万元,家里的存款几乎快见底了。”陈薇说,父亲的医保在湖北老家,报销起来很麻烦。更何况用了大量进口药,都不在医保报销目录里,所以医保报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只要父亲的身体能好起来,就算我们借钱都没关系。但关键问题是,随着父母年纪增大,各种毛病都会慢慢出来,两边4位老人,万一出什么事情,这得是多大的一笔费用。”陈薇说,她与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全落在两人肩上,没有任何人能帮衬。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夫妻两人已到了生育的年龄,有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会更大。

亲子异地接来送走都是牵挂

“每个家庭都会有养老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对于‘421’家庭来说,压力不言而喻。”于洋说,对赡养父母而言,家庭经济情况的确很重要,但精神赡养也不容忽视。“陈薇已经很不错了,能将父母接到北京来居住,可以天天照顾父母。而我呢,给父母养老面临的是少物质缺精神的双重困局。”

在于洋看来,父母不会要求子女提供多么优质的老年生活,但也要准备为父母诊治疾病的费用。“当然,这笔费用已经相当巨大了。”不过,相较于物质而言,父母会更注重与子女精神上的沟通。而对于子女来说,照顾父母、看望父母,才是真正的养老。

然而,于洋目前很难做到照顾父母。在北京打拼4年,于洋的存款增长速度一直没有“跑”过房价的增长速度。至今,于洋只能将结婚照挂在租住的一套两居室房子里。

“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是为了能方便父母来北京住。”于洋说,像他这样离家千里的人,一年也只有国庆、春节两个长假能够回家看望父母,平时也只能是联系。

今年年初,于洋将父母接到了北京。谁知,没过两个月,父母就闹着要回去。原因有两个:房子小,怕影响小两口的生活;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出门都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

“的确,他们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邻里街坊都很熟悉。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不通、环境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更寂寞。”于洋说,这其实是一个矛盾体:子女将父母接到身边,是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怎料老人“水土不服”,在新的环境里反倒不开心。[1][2]下一页前不久,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新法明确规定了子女精神赡养的职责。“用法律的形式明确精神赡养,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新的法律规定似乎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洋说,“以我为例,我想天天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但是实践证明,这一点很难做到:一来我没有充足的假期回家,二来父母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的解决方法,就是我辞去现在的工作回老家。”

住养老院又有几人能够担负

一些父母为了不拖累子女,萌生了去养老院度过晚年的想法。然而,一般的养老院,设施不齐、环境差,看护人员的素质也不敢恭维;而设施齐全、看护力量强的养老院,则大多价格高昂,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老伴,咳嗽好点没有?”虽然医生嘱咐要少说话,但躺在病床上的赵明仍旧放心不下独自呆在养老院的老伴,时不时就拿起嘘寒问暖。

今年89岁的赵明和79岁的老伴此时本应都住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家养老院里。“我们那里的老人近都感冒了,我体质比较弱,发烧到39度,连夜就让女儿送到医院来了。”赵明说。

赵明告诉,当初是他们老两口力主去的养老院,“家里4个孩子在单位都是骨干,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我们,我们又不习惯家里有个保姆天天呆着,在研究了很多资料后我们决定去养老院”。

“2010年年底,我爸突然提出来他们要去养老院。”说起往事,赵明的儿子赵丹笑了笑说,“当时我们做子女的多是坚决反对,子女都在身边,那有让老人去养老院的道理,这不是让别人戳我们的脊梁骨嘛。”

不过,面对态度坚决的父母,只能同意。

“考虑到父母尚能自理但身体机能已经严重衰退等情况,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养老院的医疗水平。”赵丹告诉,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那些医疗水平可以比得上医院的养老机构大都是两个甚至几个老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像医院的普通病房一样,这样的环境太令人压抑了,偏离了养老中‘养’的意味。”

“我们曾经看中了北京郊区的一家养老院,各方面条件我们都很满意,但是养老院要求的50万元的押金让我们望而却步。”赵丹说,终他们选定了石景山区的这家养老院,“养老院是庭院式房间,爸妈两个人的房间有将近50平方米,有专业医疗人员做简单医护工作”。

不过,现在赵明老两口的养老院花费仍然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赵丹给算了一笔账:每人护理费1200元、每人饭费500元、房费4500元,“一个月下来老两口的花费是将近8000元,按照养老院的规定,我们还交了10万元的押金”。

赵明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但又有多少老人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晚年生活呢?

完善制度减轻民众心理焦灼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认为:“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相应的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却跟不上,供求不平衡,国家相关方面的投资太少,社会需求大,造成了很大的缺口,而这一缺口就需要个人承担,但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所以导致了民众愈演愈烈的焦灼感和压迫感。”

然而,在从制度上保障养老外,养老金的“短板”也是解决“养老危机”的一个瓶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就是碎片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缺少一个统一的制度。按理说,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是应该整合起来的。”杨燕绥说。

而由“碎片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待遇差别”。

“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现状是待遇差别太大。”杨燕绥说,农民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较低,而事业单位员工和公务员的养老金则会高出数倍。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所以,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制度性结构缺陷。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别”的出现,关键在于缺少一个好的制度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杨燕绥认为,在未来,应该致力于建立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养老金分配结构。这个结构要既能解决当前的消费,保证老年支付,又要能应付未来的老年化,还要有激励性。

杨燕绥指出,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养老金制度结构是“中央统筹国民化”。“由中央统筹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就是能让人吃饭的那部分钱,当有人想放弃这种待遇时,应该给予其奖励证书。但这部分钱的比例不应太高,达到上一年人均消费的50%就可以了。我曾经算过,这部分钱相当于一点五到两个百分点的GDP。这个结构在理论上能够让我们老有所养。”杨燕绥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靠这个过活,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人们应该将多余的钱建立个人账户,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管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制定政策来构建养老金的管理系统和养老金市场,使养老金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环境。企业来帮助个人积累,而个人也拿出一部分来投资养老金,共同来使养老金进入市场领域。”杨燕绥说,“这样虽然有风险,但是同时也有相应好的回报。经济好的时候把经济成果向养老金账户转移,经济不好时就使养老金远离市场,总之是优先考虑养老基金。这样二三十年以后,每个人的账户都应该是丰厚的。这叫个人账户的全民化、制度化、市场化。” □ 余飞

原标题:家有四老经济压力不敢算孝养焦灼子女一肩扛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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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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